第一百八十二章政治就是秘密

    早在1938年夏天，蒋介石在军事抵抗节节失利的情况下，就派出高宗武秘密赴日本和谈。此时。正值全国抗日热情高涨，众多国民参政员在当时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，无论是哪个政治团体或是个人有对日妥协言论或是举动，都是民族的叛徒，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。

    蒋介石老谋深算，他一贯信奉政治就是秘密，秘密之外无政治。政治就是左手做的事，右手不必知道。于是，蒋介石秘密派遣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日谈判。[bsp; 高宗武在日本期间，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、参谋次长多田骏等多次秘密会谈。当高宗武了解到日本的意图是坚持要蒋介石“下野”，绝不考虑由蒋介石来收拾残局，而是对汪精卫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有意让这位国民党元老出马来“和谈”。高宗武大失所望，灰心已极。

    高宗武从东京回到香港，他不敢回武汉，感到有负蒋介石的寄望。遂以养病为由，留居香港。

    和蒋介石一样，赞成对日和谈的还有汪精卫。这个汪精卫在抗日战争刚开始时，就显得毫无抗敌自救、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。就在全国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，汪精卫以及周佛海这个得力干将却是建立“低调俱乐部”，大谈抗日必亡。这些论调自然逃不出日本人的耳朵，因此，日本对汪精卫格外属意。武汉会战结束后，日本的御前会议决定，将“日华新关系的调整方针”作为对汪精卫工作的基础。

    汪精卫和日本人眉来眼去，柔情蜜意，被高宗武看在眼里，在他的

    牵线下，双方加快了会谈的进程。1938年11月20日，深秋的天气已经颇具凉意，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旁，有一栋西式小洋楼，在洋楼二层一间屋子里的一张长方桌旁，坐着四个人，两人一边，相对而坐。

    桌旁的人神情严肃，每个人都不苟言笑，气氛显得阴沉压抑。

    几本卷宗摊开在桌子上，每一个人依次拿起笔，往纸上签自己的名字。当最后全都签完了字的时候，相对的双方站起身来伸手相握，这时他们的脸上都显示出一种说不出的古怪的笑容。

    这几个人在这房子里干的事，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留下了醒目的一笔。他们在这里签订的文件叫做“重光堂密约”，是日本亡我中华和汪精卫集团卖国的重要罪证。

    参加这次罪恶勾当的，代表汪精卫集团的中方代表是高宗武、梅思平。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、今井武夫。他们都明白自己干的事泄露不得，于是，会谈之后，这房子就被作为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公馆，修葺一新，命名重光堂。

    11月下旬的一天，在重庆上清寺汪精卫官邸，一派热闹，汪精卫和夫人陈璧君正在为梅思平设宴饯行。梅思平又将飞赴香港为他们的事业奔忙。在座的还有周佛海、陶希圣、高宗武、曾仲鸣等汪精卫集团的骨干。

    由于签订了重光堂密约，这些人感到国家前景有望，席间频频碰杯，话语热烈，进一步商讨他们的卖国步骤。

    宴毕，汪精卫、陈璧君送梅思平出门。这时，陈璧君突然对汪精卫说：“兆铭，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，这次你要打定主意，不可反悔啊”陈璧君虽然是妇人之见，在这紧要关头，似乎隐隐感觉到从未来倏忽射来一道黑光。她不免唠叨一下，难道，命运就这样定了吗？

    汪精卫站定下来，没有回头，他望着嘉陵江对岸那飘忽着迷雾的山峦，久久，下定决心似的回答：“决定了当然决定了”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底气很足，竟是有一股悲壮之情陡然从心底升起，他的头不由得微微昂起来。

    他想到前几天的一件事：那天，也是在这里宴请宾客。酒至半酣，被视为国民政府政坛泰斗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趋步向前，跪倒在汪精卫面前，以无比悲伤激动的表情对他说：“兆铭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。怎样结束这场战争，你有对党国的责任，你不能为了一己之私，袖手旁观下去”

    此时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汪精卫竟然有一种舍我其谁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

    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动向一直很关注，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，汪精卫无原则的投降政策，令蒋介石很恼火。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1日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。

    狡猾的日本人，并没有完全放弃蒋介石，在和汪精卫打得火热的同时，也向蒋介石伸出了“橄榄枝”，继续加大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。

    1939年，南昌战役结束之后，日军大本营意识到中**队依然具有顽强的战斗意识和战斗力，尤其是新组建的青年军，强大的战斗力更是精锐中的精锐。7月，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，探讨对华政策。

    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在中国战场被打清醒了，他极力主张在目前的局势下，日本应该加强军事整备，编练新的陆军师团以适应战争的需要。对中国应该采取政治诱降为主，军事打击为辅。至于在中国选择谁来结束战争，他的意见不是很明确。不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，只要愿意和谈，板垣征四郎甚至表示只要时机允许，他愿意亲自参与与蒋介石、汪精卫的和谈。

    首相平沼骐一郎则是赞成在中国实现多政府自治，诸如“蒙疆自治联合委员会”、“华北自治政府”之类的名号，尽量将中国分化成多个政府，这样，便于日本直接控制。

    但是天皇却是想在中国找一个威望很高的人来体面的结束战争，这个中国人应该有强硬的手段，深厚的政治资本。这样，和谈后的中国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，不引起国际争论。而这个疆域广阔的附庸国能为日本轻易控制，为日本下一步的征伐提供足够多的兵员和物资。

    争论来争论去，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。板垣征四郎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：在中国派遣军总部设立专门和中国和谈的工作组，先争取汪精卫在南京建立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”，稳定华北、华中日军占领区。随后再做蒋介石的工作，争取蒋介石停战，而后再由蒋介石担任“中华民国政府总裁”，稳定两湖、两广、江西、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。板垣的方案是将中国关内的疆土分裂分两大块，建立两个政府，分别由汪精卫控制华北、华中、华南一部。蒋介石则是控制日军占领区之外的现有疆土，两个政府分别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。

    日本天皇为了更有利于和谈，决定在和谈之前，华中派遣军、华北派遣军应该积极加强攻势，准备在一两个地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。前提是不要大打，准备充足后，在华日军相机选择地区发动一两次攻势。

    中国战场因占领区过于广大，战线延长，为了巩固占领区，日军必须要建立新的守备师团或是**守备旅团。天皇责令训练总监要督促国内的新师团编练工作，要求在1940年7月以前，也就是在一年时间内，日军陆军应保证有60个师团的兵力，支那派遣军至少占陆军总数的70，也就是在中国应该至少有42个师团。

    南昌战役，中国青年军的装甲战术给日军的印象深刻，因此，天皇下定决心，在保证帝国海军制造军舰所必需的钢材之后，陆军应加快装甲车辆和坦克的研制改进工作，首要任务是加快装甲车辆和坦克的生产列装，计划在1940年7月之前，陆军要组建5个装甲师团，10个**坦克装甲旅团(配备给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）。

    天皇说完陆军的事，将眼光看向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大将，“爱卿帝国海军已经切断了中国的海上交通线，中国的海路运输被切断，我们不用担心中国从海外购买军火了。帝国的战略物资紧缺，虽然有满洲的煤炭和钢铁，还是难以支撑起战争的需要。海军准备好进攻东南亚没有？”

    米内大将啪的一声立正，“陛下海军早就等着陛下一声令下，就可以将帝国的军旗插遍东南亚海军将士枕戈待旦，时刻准备着出征”

    令岳翰屏不可相信的是因为自己的到来，在中国战场没有能够转变战略态势的时候，但是在战术上极大限度地消耗了日军，使得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加快新师团的组建。同时，战争资源紧缺的巨大压力迫使日本提前了进攻东南亚的步伐。

    华中日军第11军司令部，冈村宁次中将自己关在办公室，大幅的军事地图铺在地上，中将脱光脚，趴在地图上，默默的盯着地图苦思。自己精心准备的南昌战役，在初期完满完成任务，不料后期，随着**集中主力反攻，尤其是青年军的装甲集团冲击战术，给予日军巨大的打击。南昌不仅被**夺回，自己的一个师团几乎被全歼。大本营虽然没有责骂自己，但中将自己就咽不下这口气。

    接到大本营为了配合真政治和谈，而在局部发起攻势作战的命令，冈村中将敏锐的觉得自己应该有机会扳回一次。